古“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历史，但其在中国历史上开始的中西文明的接触碰撞，并在以后的历次碰撞中相互激发、相互学习，互相从对方的体系中汲取本文化发展需要的养分，相互滋润，使人类在征服与被征服中不断向前发展。本文通过媒介分析、控制分析、内容分析、效果分析等，试图澄示华夏文明沿着丝绸古路传播的图景，并进一步证明文明只有在交流中才能更加发展。在今天开发西部的热潮中，古丝绸之路在传播华夏文明（现代文明）中将焕发生机。 如果把“丝绸之路”理解为一种技术而不是单一层面上的途径，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众多的传播途径中“丝绸之路”是如此让人难以释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丝绸之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有关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这就像电话或是电报技术进入人类通讯的视野一样，“丝绸之路”作为一种很好的物化形态的技术，使其他有关生存状态的信息，以其他载体的形式在延伸中得以传达。

    因此，“丝绸之路”上传递的不仅有丝绸，还有一种信息。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的是一种夹带着精神的物质。通过“丝绸之路”，中西文明第一次碰撞，并在以后的历次碰撞中互相激发、互相学习、互相从对方的体系中汲取本文化发展需要的养份，相互滋润，使得人类在征服与被征服中不断地向前发展。 “丝绸之路”是连接东亚、西亚和地中海的一条世界贸易的古道，德国地理学家李希和芬首命其名。在我国古代，广义上的“丝绸之路”共有三条：

    最主要的一条即是指西汉张骞始而开辟的东起长安，西达大秦（印度），横贯亚洲的陆上通道。这条“丝绸之路”是汉武帝为了联合中亚地区的大月氏人共同抵抗匈奴而派张骞开拓的。此后，汉朝大规模经营西域。进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两边开辟正规的驿道，并向西延伸到帕米尔高原以外，与中亚、西亚、南亚原有的道路衔接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于丝绸西传的“丝绸之路”也形成了：它是连接亚、欧、非三个大陆的大动脉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被人们称为世界文明的摇篮的四个亚非文明古国——中国、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以及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希腊和罗马，都是“丝绸之路”所通达的地区。

    这条陆上“丝绸之路”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在一条直线上形成了许多条类似射线的路线，其中的一路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而另一条可达伊拉克，进而跨越叙利亚沙漠，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帕米拉、安都奥克等地，并可以从这里取海路到达罗马。在穆斯林初期的前倭马亚朝时代，“丝绸之路”进而从开罗通过北非沿岸西进到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我国的造纸术从巴格达传至开罗后，一方面由意大利传入德国，一方面又由摩洛哥传入法国和英国，这正是因为“丝绸之路”远达伊比利亚半岛的缘故。

    和横跨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齐名的还有一条传播中国丝绸和交流其它商品以及文化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古代，我国航海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通过陆路与世界各国交往贸易的同时，我国还通过海路与亚非各国建立了贸易关系。这条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道有东海和南海两条起航线。南海起航线东起中国的扬州、泉州、广州等港口，连接东南亚，经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天竺（今印度半岛各国），越印度洋、阿拉伯海，最后到达大食（阿拉伯帝国）。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西亚和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是当时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世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这条以传播丝绸到外国的航路，在传播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传播和影响，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东海起航线以山东的登州为起点，跨黄海、抵朝鲜，再东渡日本。
    除了这两条以外，连接东西方的纽带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西南丝绸之路”。早在上古时期，西南各族的人民出于交换产品、相互往返的需要，开辟了一条从成都地区出发，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中亚的商道。这条古道比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及东南的“海上丝绸之路”还要早些，而且是我国西南地区与西欧、非洲距离最短的陆路交通线。“西南丝绸之路”使用骡子作为运输工具，将已经蜚声世界的蜀地和云南丝绸运至印度，又转运至欧洲。古老的“西南丝绸之路”正好与今天的川滇、滇缅、缅印公路的走向大体一致，并且有一些段落重合在一起，它所经过的地区历史上曾分布有六个少数民族，因此，可以说这条古道在当时是一条各民族往来的走廊。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丝绸之路”并不只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而是一条以主干道为依托而形成的具有辐射性的四通八达的商道。“丝绸之路”被认同并投入使用的最初动因是人们需要利用它进行物物交换，然而同时信息的传播也随着物质的交换在相同的时空产生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信息遵循了一种自高级文明部落向次高级文明部落流动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