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蚕丝的丝织物技术历史发现
在考古发掘方面，除甲骨文中所见桑蚕丝等的象形文字外，还有不少地下发掘的实物。如1953年，在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的殷墓里，随葬物沈有蚕形的玉，长3.15厘米，共有7节，保存完整，白色，扁图长条形, 1966年，在山东益都苏埠电殷代大墓里，发现了形象逼肖的玉蚕。另外，在出土的青铜器上也有蚕纹。如传世的青铜器姜贾纹基、伯崇鼎、父癸鼎上的蚕纹，其形状“头圆而眼突出，身体屈曲，作级动状，饰于器的足部，口部和腹部。”。在其他青铜器上也有为铜酸保留下来的丝绢，解放前在安阳所得的青铜器上扰附有“为铜酸保留的丝织物遗痕。”
值得注意的是，1934年至1935年殷墟第一至十一次发掘，在侯家庄西北冈1001号商代大墓中，出土有铜爵、铜权、铜戈，其上而除席纹麻纹外，还有显著的细布迹痕。如在一个铜爵上“外侧及器口外缘之土锈上，似有编织物成纤维之遗痕”在一铜服残片上，“内面绿锈上有布纹”，在一铜戈上“面及刃上布满细布纹锈，”上述我们提到的布纹或细布纹锈，经研究鉴定，实质上就是丝绸之类的遗痕。
解放后，1950年又在河南安阳武官殷代大墓中发现三个铜戈，其面上“皆布绢帛”的痕迹。有的“裹有极细绢纹”，有的“以瑟受秘，裹布纹。”其中有一铜戈把，把长14.5厘米，宽10.2厘米，绿松石镶嵌，兽面纹有绿、篮、红三色铜锈，把上留有多处丝织物痕迹，除平纹绢痕迹由于面积碎小花纹无法辨认外，有两处为平纹地起四枚斜纹花，一处为平纹地起六枚斜纹花。提花绮的经纬密度每平方米约为20 x 30。根，经纬均不加捻，丝的直径为0.25-0.30毫米。这一发现说明商代丝织业中绮纹组织已属常见之物。瑞典著名的丝绸专家维维·希尔凡女士1937年曾在《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发表文章，介绍该馆收藏的殷代附有回纹图案的纹绮印痕的铜械，印痕表明，回纹花绮是四枚对称的斜文起花，平纹织地。一组是无捻单股丝，一组是两股合并的弱捻丝，这种回形花纹绢织物，其技术已达到了所谓绞织的阶段。
总之，从上述考古发招的实物看出，商代不仅有蚕桑丝织和较高水平的织造技术，而且也说明商代从事丝绷生产的劳动者，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现了蚕丝的独特性能，并利用当时已具备的练丝技术，巧妙地设计和织造出各种花色精美的丝织品，三千多年后的今天，这种丝织品仍是高级丝织物品种之一。